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篇推送
-年，黑死病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断送了全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类何时和为何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一直是令众多学者着迷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关键的起点和原因。然而，历史没有飞跃。现有研究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前欧洲收入水平就有显著增长。SevketPamuk在“TheBlackDeathandtheOriginsofthe‘GreatDivergence’acrossEurope,-”一文中，利用最新搜集的关于工资、城市化等方面的数据，说明了18至19世纪初欧洲的许多经济特征可以追溯到黑死病所导致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黑死病的爆发对人口造成外生冲击，带来农业生产率、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结构等的“创造性破坏”，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化进程加速，从而使欧洲经济走上了一条高增长的道路。
另外，黑死病带来的变化在欧洲内部存在空间差异，这导致欧洲内部的“大分流”。中世纪末期，欧洲的制造业中心为地中海地区，西北部的荷兰和英国则是人口稀少的农业地区。到了年，情况大幅扭转，荷兰和英国先后发展成为具有大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中心，南部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则逐渐落后。这一财富逆转也可能与黑死病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黑死病在年代开始出现于中国，并于年到达克里米亚。后从克里米亚经过海路，黑死病于年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和西西里岛，年在埃及和叙利亚爆发，并在接下来几年横扫欧洲的其他地区。这场大规模的瘟疫使得欧洲人口在14世纪末降低了近三分之一。在此后的几十年和几百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反复爆发，阻止了欧洲人口的快速恢复。那么，黑死病对人口的巨大冲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从理论上看，黑死病使得人口数量下降，因而总产量会下降，但人均产出和劳动力的工资会上升。同时，劳动力的大幅下降带来要素价格和部门贸易条件的剧烈变化，土地变得更加丰富，土地租金和利率下降。
接着，文章使用了欧洲地区的工资和城市化率数据，来证明黑死病的影响。
第一，整体上看，欧洲内部工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但速度有差异。首先，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黑死病时期，西北欧国家的工资相对于南欧有所增加。图1表明，年后西北欧与南欧之间的工资差距开始显现，虽然所有国家的工资水平都在下降，但南欧国家的下降速度尤其快。西北欧国家的工资水平在16世纪中后叶下降速度较慢，并且较早停止下降。因此，工资证据表明黑死病时代是欧洲内部分歧的起源；
其次，熟练工人的结果不同。尽管西北欧熟练工人的工资也在上升，但熟练工人比率的增长率低于非熟练工人相应的增长率。西北欧与南欧熟练工人工资比率的不同是由两个地区的技能溢价不同所致。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西北欧的技能溢价开始下降，而南欧的技能溢价从16世纪起随着人口的恢复而回升。作者由此提出，这种差异可能是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的。
图-年期间西北欧与南欧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率
第二，城市化率的变化存在差异。由表1可知，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市化率在黑死病后的几个世纪中有所下降，而15和16世纪的西北欧（英国和荷兰）城市化进程相当迅速，在黑死病后开始赶上南欧。到17和18世纪，西北欧的城市化率高于南欧，表明西北欧的生产力水平实现赶超。同样，二者的工资差距变化也是如此。这表明，黑死病之后，欧洲经济由南欧主导变为西北欧主导。
表1-年间部分欧洲国家城市化率
那么，上述黑死病的影响是通过什么因素发挥作用的呢？随后，文章通过对黑死病时期的人口、利率、农业和城市经济与技术四个方面来阐述变化的机制。
第一，人口。黑死病出现后，在西北欧，工人短缺和高薪就业使年轻女性变为劳动力，推迟婚姻的人数增加，生育率下降。南欧却不同，例如意大利在黑死病后，女性劳动力数量、婚龄、结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差等均没有太大变化。这表明，在黑死病时代，南欧与西北欧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制度差异。
第二，利率。黑死病出现后，西北欧人口和总产出的下降并没有导致资本存量的下降。这使得资本对劳动力比率急剧增加、利率下降，再加上工资和平均收入的增加导致储蓄增加，进一步促进利率下降。有趣的是，利率在16世纪后的人口复苏中并没有回升，这说明制度因素在利率的下降和维持中发挥了作用。
第三，农业。在西北欧，人口减少、农民逃亡、地主之间的竞争导致租金降低，农民义务减少。黑死病的出现改变了农业制度安排，导致庄园经济解体，促进了西北欧的农业商业化。
第四，城市经济和技术。劳动力短缺导致行业内部发生制度性变化，使之更加灵活。许多制度性障碍被削弱，促进了欧洲工业的兴起。与地中海地区相比，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制度灵活性更强，因此其工业发展开始超过地中海地区。此外，黑死病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推动了技术创新的产生与扩散，中世纪后期成为技术创新的密集期。工资相对于租金和资本价格大幅上涨，土地和资本开始替代劳动力，资本密集型行业迅速兴起。
综上，黑死病引发了一系列体制变革，导致了早期现代欧洲收入的增长，但并非所有的欧洲地区都有一样的结果。西北欧地区的工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等实现快速增长，反超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这些差异主要来自于制度因素。西北欧的制度更加灵活，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强，在黑死病的影响后，资本密集型行业迅速兴起，从而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然而，南欧和东地中海的制度灵活性较低，经济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文章来源：SevketPamuk,TheBlackDeathandtheOriginsofthe“GreatDivergence”acrossEurope,-[J].EuropeanReviewofEconomicHistor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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