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呦呦鹿鸣黄志杰
为了坚守信念，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份《退赛声明》：
退赛声明
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的立场。
如题所示，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思考，本院将主动放弃本次中国政法大学“论衡·辩才赛季”的所有后续比赛。
原因如下:在年5月4日，我院依计划将进行一场比赛，辩题为：发“灾难财”应当/不应当受到政府禁止，我院依安排应持“不应当”。
现在，上海每日新增少则几千多则万计，全国一些城市也在遭受着疫情带来的巨大伤害。上海人民的生活，大家也都在各种渠道看到了。80元一斤的白菜，几百块的蔬菜盲盒，天价跑腿费，人民在疫情和高涨的物价间痛苦地捱着这场灾难。
作为辩手，捍卫我们的持方是辩论赋予我们的义务和使命。我们深知一旦站上辩论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坚守我们的持方。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没有办法眼见同胞的苦难还能把“不应该禁止灾难财”这八个字说出口。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道题在现今没有脱离外部因素而纯粹作为辩论题目存在的现实基础。
因此。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辩论队选择退赛。预祝其它友队接下来的比赛顺利。我们也很抱歉给学生会学术部和其它院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祝论衡和法大学术越办越好。
最后，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辩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能力还不足以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或许只是简单的理念不同。但不管怎样，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我们誓死捍卫的持方。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辩论队全体，
我查阅了中国政法大学“论衡·辩才赛季”的资料。这是第九届，主办方设置了6个辩题，分别为：
辩题1：在危害公共利益案件中，亲亲相隐/大义灭亲更应得到尊重
辩题2：根据外来人口素质差异进行城市居住权利授予是合理的/不合理的
辩题3：发“灾难财”应当/不应当受到政府禁止
辩题4：反恐中，利用无辜家庭逼迫恐怖分子就范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
辩题5：战争中，军队可以/不可以因保护自身安全而被迫杀害平民
辩题6：死亡是/不是一项权力
这些辩题都有相当的冲击力，在辩论赛设计里，实属上乘。
对阵图显示，整个辩论赛第一轮分为A、B、C、D、E、F组，其中两场比赛A1VSA3、B1VSB3的辩题预先设定为辩题3，涉及4个辩论队（民商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光明新闻传播学院队、社会学院队）。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队跳了出来，跳到了赛季规则之外。
但，选择退赛的只是一个队，换言之，其他3个队都接受了这一辩题，至少还有一个队抽签抽到了与光明新闻传播学院队一样的立场——“发‘灾难财’不应当受到政府禁止”——但没有选择一样的退赛态度。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辩论队做得对吗？
从常理，从一般规则来说，从辩论赛本身来说，退赛是错误的。
辩论赛的基本规则就是：辩论立场（正方或反方）由抽签决定，辩论队个人没有立场，即便你是绝对赞同正方观点的，如果抽到反方立场，那么，一上辩论台，也必须全力以赴驳倒正方，决不能有任何模糊。
既然组成辩论队，参加了辩论赛，就应该遵守这一套规则。如果赛季进行中忽然又说无法接受规则，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就是“掀桌子”。
但是，如果您要问我，那么我就会说：具体这一个例，这些年轻人，做得对！
今时今日，上海还没有走出疫情管控阶段，这是上海百年来未曾经历的时刻，不少人（也不仅仅是上海）在面对饥饿，面对高价菜、劣质菜的压迫与包围。这是肉眼可见的苦难，作为中国同胞，我同样也绝对无法把这几个字说出口：“政府不应该禁止灾难财”。
很多人在争论“有病毒共存还是清零”，但我心中，有一个声音是清晰的：绝不能和现今这拨“发灾难财”的人共存。
说得直接一点：在我眼里，与这批发灾难财的人共存，远比与新冠病毒共存来得可怕，来得凶狠。
上篇文章我放了一个贵州女子在上海哭诉饥饿的视频，这几天则看到另一个视频，一直还梗在心里：在另一个城市，一位打工者因为长期身处放空区无法找工作，没钱吃饭，遇到一个店主赠送了烙饼，忍不住下跪感谢。救助者和受助者都是好人，但，这种情况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呢。
看到如此场景，要怎样的铁石心肠才能无动于衷？
我当然知道，有一些小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物质丰裕的，但我也同时还看到一些视频，捐赠援沪的菜品，千辛万苦送到上海，却被扔掉，我还同时看到，一批明显劣质的食品，长满霉菌的罐头、吃了拉肚子的酱鸭……保供企业甚至在教上海市民“龙口粉丝”的n种写法：龙仁粉丝、龙ㄈ粉丝、龙D粉丝、龙廿粉丝、尨口粉丝……这样劣质的供应链为什么会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冒将出来？
作为一个读过一些书的人，我当然知道，在经济学上，“灾难财”具有重大意义。
比如说，最近，薛兆丰《经济学讲义》里的一个观点就广为流传：阻止别人发灾难财，会让遭受灾难的人处境更糟。这大概也是政法大学辩论赛设定辩题时的背景之一。
逻辑也非常简单：一个地方菜价高了，就传递出了这个地方的稀缺信号，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竞争，于是，产量增加了，稀缺被缓解了，最后，价格下降了，市场平衡了，回到自然状态。
在这里，价格，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也有表述：“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分散在千百万人的脑海与技能中，市场机制与价格信号将拥有不同知识与智慧的人链接在一起，使其人力资源得到整合，共同发挥无限的创造力。”
但是，这种经济论述具有一个基本前提：存在一个正常的、自由流动的市场竞争秩序。而现在的上海，恰恰是非常之时，并不存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现在是什么状态呢，特许经营，物流有通行证、保供有名单，通行证和保供名单都非常有限。换言之：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被中断了，高价格并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市场竞争，也很难促进市场价格平衡。
此“灾难财”已非彼“灾难财”。不同的体系，应该用不同的逻辑。控制竞争，却放开价格，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却依然在大谈“政府不应该禁止灾难财”，那就把路走歪了。如果经济学知识被用于为这波发灾难财的人辩护，那么，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对于那些受害者，是何等的轻浮？站在这样辩论台上，怎能不如坐针毡？怎能不如芒在背？
一个精神昂扬的大学生，怎么能习惯苟且还得意于苟且，又怎能习惯黑暗还为黑暗辩护？
退赛，已是最温和的选择。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回到辩论赛本身，这个《退赛声明》恰好也将“辩论”最原始的分岔路口展现在我们面前。
政法大学这种“辩论”赛，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善于雄辩术与修辞学的“智者派”。智者派所张扬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想，对历史做出很大贡献，比如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传播至今。可惜的是，在修辞学、雄辩术的竞逐中，有一个支系走向了诡辩，他们向下堕落，追求说服听众的“话术”技巧，醉心于玩弄概念，习惯于混淆是非。对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痛心疾首，予以严厉批评。
现在，在欧美也有很多辩论社团。辩论作为一种语言竞技，从社会、学术、伦理、政治、经济真实环境中脱离出来，具备自己的独立性。由此，这种辩论，不强调（甚至拒绝）对真理、立场、理想的追求，其核心是：通过雄辩术达到胜利。问题就在于，历史曾经反复向我们提问：这种“胜利”是真的胜利吗？在辩论术之上，就没有其他了吗？
我们要重蹈覆辙吗？
在今天，玩弄概念、混淆是非的“诡辩派”大有人在，土壤肥沃，流毒很深，有识者不能不思考：如此大规模的诡辩群体，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我们在重视“技巧”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什么？混淆了什么？遮掩了什么？
看到有大学生如此鲜明地表达态度，我很欣慰，又不免有些矛盾，因为我从来不主张仍在成长的大学生“冲锋”在前。我也很担心，破坏了规则的辩论队成员会不会因此被打上“异类”“刺头”的标签，以至于影响了自己尚未开启的前途。
写这篇文章，是想让这些大学生感觉到来自社会的支持，是想明确地给他们传递一个信息：你们并不孤单，你们没有做错，你们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年轻的人们，请相信，社会仍然是良善的、宽容的。（我毕业于另一所政法大学，虽然微不足道，但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将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文章说，我们在这个荒原中期待一个参差多态的花园，而这样的大学生就是参差多态中的一种。想到这里，高兴。
0425呦呦鹿鸣